第六十九章难处
第六十九章难处
“何兄，你的想法很好，但是问题太多了。”刘璟说道：“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这一件事情辽东是可以实现的。无非分田而已，只要朝廷舍的。辽东土地完全可以分给下面的人。这没有问题。但是河北就不一样了。河北虽然多是迁移过来的，但已经过去而二十多年了，一代人过去，当初本来就不是均分土地，而今土地各有参差。这很正常的。即便当初百姓迁移过来，授田也没有到一家几百亩的地步。土地乃是国家之根本。天下之根本。而今大战在即，动摇根基。不是智者所为，一旦有事，南方战事正急的时候，闹出民变来，悔之晚矣。”
何夕说道：“此事不动手？何时动手？土地这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动，都会闹一个天翻地覆。而且大战在即，战事胜过一切，反而一时间不会出什么大乱子，最少朝廷之中，不会有反对的人。只要朝廷之中没有反对的人。其他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我当然知道这里面有问题，有问题只需一件件解决问题，而不需要解决人。”
这是何夕最大的感悟。
如果能单纯做一件事情，那简直是太幸福了。
然后，人与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时候要推进一些事情，必须要先清楚一些人。做事就演变成了两边不死不休的斗争。在斗争升级之后，很多人都忘记了初衷。甚至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而斗争，只是为了眼前利益，将对方搞死。
一旦陷入这种局面，这个朝廷大抵陷入死亡螺旋了。
亡国指日可待。
而土地问题是一切之根结所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之中。何夕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适合对在土地上下刀子了。
更不要说，北京所有的地盘，辽东，河北，山西，漠南。这些都是地广人稀的地方，最少并没有强悍的士大夫集团。这就足够了。只要能完成这上面的改革。等将来大明统一天下，可以用这些地方出身的官员，去压制其他地方官员，特别是江南士大夫们。
毕竟何夕也明白，这种改革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完全是不可接受的，这代表耕读传家的经济模式破灭。代表着天下所有人，不管是土地，还是手工业，以及其他各种物产，都卷入商业化的浪潮。
而这种激烈矛盾，何夕根本不可能等打下天下之后去推行，因为，那个时候他面对的反对力量太大了。毕竟，天下只有一个大明，一旦北京政权夺取天下，就不再是一个地方性质的政权。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势力平衡。
而上上下下没有这种紧迫感，很难咬紧牙关，用逼反地方的态度推行变法的。
这或许是，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历代一统王朝变法都不算成功的原因了。那就是中国太大了。利益集团太多。维持统治，尚能将这些利益集团苟合在一起，一旦变法，就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冲突。
太多矛盾难以调和了。要么就浮光掠影，草草而过，要么就如现在这样，用最激烈的方式来对待这一场变法，那就是战争。
朱元璋选择了后者。
何夕只能秉承这一条路线走下去，尸山血海已经是必然。为了不让无辜的人枉死。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一场战争，何夕才坚定地要对土地动手。
刘璟沉默了一阵子，说道：“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河北那边怎么让几家合股的？”
何夕说道：“同村同姓的分在一起，将土地固定下来。各人算自己的股份就行了。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主持此事。如果有人退出，卖出股份，自己离开就行了。有什么问题？”
何夕这种制度，也有合作社的性质。
有相互帮助的性质。毕竟大明朝廷的统治力量是不可能统治到具体一个人的。何夕为未来大明设计的，就是大明朝廷管理各家公司，而公司直接管理百姓。同时大明朝廷又是资本家与工人的仲裁者。
当然了，其中或许有很多偏差。
如此一来，完全将大明底层结构给改写了。
刘璟说道：“太有问题了。大明百姓识字率有多少？你知道吗？百中一二而已。别的不说，这合股要算账吧，交税要算账吧。这账目，他们就算不清楚了。而百姓生活艰难，每年为争夺水源，几个县都能打成一锅粥，更不要说，这种全新政策推行，我想想就头大。传统衙门里面的人，收一些田赋，催一些徭役，都能搞出事情来。你这政策推行下去，不闹出几场大乱子，是搞不定的。”
“简直盲人骑瞎马。”
何夕说道：“这一点我明白。”
诚然，何夕不如刘璟了解农村，要知道，刘璟在青田老家隐居多年。而他这种身份的士大夫，在家乡的时候，就是十里八乡的学问人。更不要说诚意伯刘伯温的余荫在。农村搞出什么事情来，都要请刘家出来调解，评理。
甚至两个村子械斗争夺水源，也要让刘璟高坐做裁判。
为何？分胜负啊。
两个村子只是为了争水，又不是为了杀光对方。虽然说有一些村子因为种种原因是世仇，但是能成为世仇，就是因为他们大概吃不下对方。这种情况情况下，他们也不愿意折损太多儿郎，又不甘心认输，就要出来一个做中人的。
当地士大夫们，大多都是这样的权威。
很多读书人虽然没有那么多钱，但是这样的特权在，自然有源源不断的钱到他们手中。而商人在这种环境之下，赚多少钱也是土鳖，抬不起来。
当然了，金钱的力量超过一定限额之后，就未必了。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在农村属于熟人社会，各种利益早已分配完毕，几乎没有什么新增的。都是存量博弈，你有了，一定有人没有。而且基层争夺，更是赤裸裸的。家里男子多，能打架，就占上风。对方在田埂上多挖一道，你不反击，将来定然得寸进尺。
甚至有了几亩地，一条水沟，赔进去几条人命，也不能退。
无他，你退了。别人就知道你弱，欺负你的就不只是一个人了。
这就是很多农村人死要面子。
不是不知道里子比面子重要，但是面子撑不住了，里子也撑不住了。
当然了，这样的情况不太适用北方，毕竟北方还没有从元末大乱之中恢复过来，土地的争夺还没有如此赤裸裸，白热化。但是江南，江西，福建很多地方，就是这样的写照了。
中国百姓是最温顺，也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
一旦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就会遍地刁民。
而各级府县的治理能力是什么样子的。何夕心里也有数，如果说，这些地方官员的能力，有北京官吏的能力，何夕就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了。而北京这些官吏，是何夕从国子监，到辽东，从辽东到北京，一路摔打出来的能吏，基层更是四所大学所有学生。不敢说着些大学生有多高水准，但是数学上，有中学水准，在语文上古文专精，估计能比上大学生。更有即便的逻辑思维，数字统计的概念，不敢说胜过这个时代的一些名臣能吏，但是大多都在水准之上。
这些人在推行政策上有足够的能力。而各地府县的官吏是什么样子？
说他们是一群混蛋过了，但也不指望他们能做出这样的大事，更不要忘记了。他们面对还是一群文盲。这样的官吏，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政策。
不出问题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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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兄，你的想法很好，但是问题太多了。”刘璟说道：“你的意思我大概明白。这一件事情辽东是可以实现的。无非分田而已，只要朝廷舍的。辽东土地完全可以分给下面的人。这没有问题。但是河北就不一样了。河北虽然多是迁移过来的，但已经过去而二十多年了，一代人过去，当初本来就不是均分土地，而今土地各有参差。这很正常的。即便当初百姓迁移过来，授田也没有到一家几百亩的地步。土地乃是国家之根本。天下之根本。而今大战在即，动摇根基。不是智者所为，一旦有事，南方战事正急的时候，闹出民变来，悔之晚矣。”
何夕说道：“此事不动手？何时动手？土地这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动，都会闹一个天翻地覆。而且大战在即，战事胜过一切，反而一时间不会出什么大乱子，最少朝廷之中，不会有反对的人。只要朝廷之中没有反对的人。其他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我当然知道这里面有问题，有问题只需一件件解决问题，而不需要解决人。”
这是何夕最大的感悟。
如果能单纯做一件事情，那简直是太幸福了。
然后，人与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时候要推进一些事情，必须要先清楚一些人。做事就演变成了两边不死不休的斗争。在斗争升级之后，很多人都忘记了初衷。甚至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而斗争，只是为了眼前利益，将对方搞死。
一旦陷入这种局面，这个朝廷大抵陷入死亡螺旋了。
亡国指日可待。
而土地问题是一切之根结所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之中。何夕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适合对在土地上下刀子了。
更不要说，北京所有的地盘，辽东，河北，山西，漠南。这些都是地广人稀的地方，最少并没有强悍的士大夫集团。这就足够了。只要能完成这上面的改革。等将来大明统一天下，可以用这些地方出身的官员，去压制其他地方官员，特别是江南士大夫们。
毕竟何夕也明白，这种改革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完全是不可接受的，这代表耕读传家的经济模式破灭。代表着天下所有人，不管是土地，还是手工业，以及其他各种物产，都卷入商业化的浪潮。
而这种激烈矛盾，何夕根本不可能等打下天下之后去推行，因为，那个时候他面对的反对力量太大了。毕竟，天下只有一个大明，一旦北京政权夺取天下，就不再是一个地方性质的政权。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势力平衡。
而上上下下没有这种紧迫感，很难咬紧牙关，用逼反地方的态度推行变法的。
这或许是，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历代一统王朝变法都不算成功的原因了。那就是中国太大了。利益集团太多。维持统治，尚能将这些利益集团苟合在一起，一旦变法，就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冲突。
太多矛盾难以调和了。要么就浮光掠影，草草而过，要么就如现在这样，用最激烈的方式来对待这一场变法，那就是战争。
朱元璋选择了后者。
何夕只能秉承这一条路线走下去，尸山血海已经是必然。为了不让无辜的人枉死。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一场战争，何夕才坚定地要对土地动手。
刘璟沉默了一阵子，说道：“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河北那边怎么让几家合股的？”
何夕说道：“同村同姓的分在一起，将土地固定下来。各人算自己的股份就行了。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主持此事。如果有人退出，卖出股份，自己离开就行了。有什么问题？”
何夕这种制度，也有合作社的性质。
有相互帮助的性质。毕竟大明朝廷的统治力量是不可能统治到具体一个人的。何夕为未来大明设计的，就是大明朝廷管理各家公司，而公司直接管理百姓。同时大明朝廷又是资本家与工人的仲裁者。
当然了，其中或许有很多偏差。
如此一来，完全将大明底层结构给改写了。
刘璟说道：“太有问题了。大明百姓识字率有多少？你知道吗？百中一二而已。别的不说，这合股要算账吧，交税要算账吧。这账目，他们就算不清楚了。而百姓生活艰难，每年为争夺水源，几个县都能打成一锅粥，更不要说，这种全新政策推行，我想想就头大。传统衙门里面的人，收一些田赋，催一些徭役，都能搞出事情来。你这政策推行下去，不闹出几场大乱子，是搞不定的。”
“简直盲人骑瞎马。”
何夕说道：“这一点我明白。”
诚然，何夕不如刘璟了解农村，要知道，刘璟在青田老家隐居多年。而他这种身份的士大夫，在家乡的时候，就是十里八乡的学问人。更不要说诚意伯刘伯温的余荫在。农村搞出什么事情来，都要请刘家出来调解，评理。
甚至两个村子械斗争夺水源，也要让刘璟高坐做裁判。
为何？分胜负啊。
两个村子只是为了争水，又不是为了杀光对方。虽然说有一些村子因为种种原因是世仇，但是能成为世仇，就是因为他们大概吃不下对方。这种情况情况下，他们也不愿意折损太多儿郎，又不甘心认输，就要出来一个做中人的。
当地士大夫们，大多都是这样的权威。
很多读书人虽然没有那么多钱，但是这样的特权在，自然有源源不断的钱到他们手中。而商人在这种环境之下，赚多少钱也是土鳖，抬不起来。
当然了，金钱的力量超过一定限额之后，就未必了。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在农村属于熟人社会，各种利益早已分配完毕，几乎没有什么新增的。都是存量博弈，你有了，一定有人没有。而且基层争夺，更是赤裸裸的。家里男子多，能打架，就占上风。对方在田埂上多挖一道，你不反击，将来定然得寸进尺。
甚至有了几亩地，一条水沟，赔进去几条人命，也不能退。
无他，你退了。别人就知道你弱，欺负你的就不只是一个人了。
这就是很多农村人死要面子。
不是不知道里子比面子重要，但是面子撑不住了，里子也撑不住了。
当然了，这样的情况不太适用北方，毕竟北方还没有从元末大乱之中恢复过来，土地的争夺还没有如此赤裸裸，白热化。但是江南，江西，福建很多地方，就是这样的写照了。
中国百姓是最温顺，也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
一旦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就会遍地刁民。
而各级府县的治理能力是什么样子的。何夕心里也有数，如果说，这些地方官员的能力，有北京官吏的能力，何夕就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了。而北京这些官吏，是何夕从国子监，到辽东，从辽东到北京，一路摔打出来的能吏，基层更是四所大学所有学生。不敢说着些大学生有多高水准，但是数学上，有中学水准，在语文上古文专精，估计能比上大学生。更有即便的逻辑思维，数字统计的概念，不敢说胜过这个时代的一些名臣能吏，但是大多都在水准之上。
这些人在推行政策上有足够的能力。而各地府县的官吏是什么样子？
说他们是一群混蛋过了，但也不指望他们能做出这样的大事，更不要忘记了。他们面对还是一群文盲。这样的官吏，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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