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
益州粮商在之后的几天内对我提出的官府盐矿承包制，流露出了他们高度关注的姿态，作为益州官商的第一次合作项目，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成了我与益州粮商之间所架设的一座桥梁，很多年后这个无形中的桥梁也把我和益州粮商因为利益绑在了一起。
我的本意并不是向益州王家所说的那样吞并他们的财产，相反我提出的官府盐矿承包制其实是一支橄榄枝，这个承包制最终利益的四六分成也体现出了我的诚意。
曾几何时一位经济领域的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永远的联盟，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我现在所做的，就是用利益把这些益州粮商一起捆绑在我的战车上，让未来的蜀国能够越走越远。
虽然还有很多益州粮商对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还是抱着小心谨慎的状态，不过一些有实力的粮商已经开始了和官府的接触，益州郑家和金家在杨村酒家的时候，就已经当众拍板，用实际行动加入到了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中。
他们也是最早加入到这个制度的益州粮商，糜家在陈家大院里，游说其他的益州商贾，这个效果虽然不是怎么好，不过陈家和王家已经表示资金入股，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早已经计算在内了，毕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
益州多山盐，而且这些山盐很多属于裸露在外的山盐矿，采盐古就有之，很多益州百姓其实就是靠贩卖私盐养家糊口的。
在古代盐是十分重要的.清朝以前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是铁,而盐和铁是处于同等地位的.盐与铁始终是古代中国政府实施专卖的。
中国封建社会政府为打击富商大贾，增加财政收入而实行的对盐和铁的垄断经营政策。起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
秦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当时的山海之产主要是盐、铁，官府垄断经营，寓税于价，使人民避免不了征税，又感觉不到征税。汉初开放民营，使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
汉武帝迫于财政压力和对商人“不住公家之急”的反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分设盐官和铁官进行管理。
盐专卖采取在官府的监督下由盐民生产，官府定价收购，并由官府运输和销售。铁专卖采取官府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环节。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
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本末倒置，重新走了汉武帝的老路，不过那个时候的汉武帝把开采盐矿的所有权力都交给了汉时的商人，才让这些商人逐渐的坐大，为了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我借用了后世的股份承包制的框架。
这些益州粮商因为山高皇帝远，为虎作伥贯了，又加上刘璋昏庸无能，这个贩卖私盐在这里，早已经是形同虚设，不过在我上台以后，雷厉风行，处理掉了这些益州粮商中闹的最凶的几个，这才把益州粮商的气焰压下去。
我不仅在短时间内借助军队的力量以朝廷的名义收回了各地被粮商们霸占的盐矿，更是借助自己益州牧的权力以及糜家和荆州商人和汝阳商人的经济与这些益州粮商们大干了一场。
前几天的杨村酒家的宴请会，自然是这些益州粮商们的谢罪状，没有了官府的保护，这些益州粮商在同行的竞争面前，占不了一点的便宜，甚至被荆州粮商和汝阳商人联起手来反打一耙。
萝卜加棍棒的政策也是我们打击益州商人嚣张气焰的砝码，在打击过后，我就抛出了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商人唯利，虽然古代的商人不像后世商人那样奸诈狡猾，但古时候的商人对于利益的渴望，有着我们现代人想象不到的疯狂。
现在我把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推向了这些商人，一方面也是为了蜀国的经济基础着想，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平息益州粮商对于我的强势态度的不满，只不过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竟然只有四家捧场，这点是让我始料不及的。
万事开头难，我对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可是抱有十二万分的信心，这六四分成的利润其实是有很多水分的，加入的粮商越多，这利润所得的比例也就越少，其实这官府盐矿承包制不过是一个烟雾弹而已，我的真正目的，就是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积攒更多的战争资本，让这些商贾们心甘情愿的为战争买单。
战争说白了就是打钱，谁的资本厚，谁就可以展开先手，对于向我这样的老革（老军阀）来说，没有资金的战争可是非常痛苦的，我可不想出现昔日曹操分士兵口粮，之后借刀杀人的情况。
在处理完益州官府与粮商矛盾之后，第二件刘璋时期堆积下来的困难摆在了我的面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益州地处偏僻地区，教育的水平比起中原荆州这些地方来说是非常落后的。
据益州官府的官方统计，益州人口中有将近70%的低教育水平人群，50%的人口达到了目不识丁的地步，这对于中原或者荆州这些三国时期的发达城市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这个困难也是现在我处理完益州粮商与益州官府之间的矛盾之后，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我打算借鉴三味书院成功的案例，在益州也开办个类似于三味书院的学院，三味书院为什么会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硬件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软件设施。
硬件方面，三味书院的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甚至比起那些公立学院来说，这个师资力量也是不可小看的，可以说三位书院的老师囊括了在荆州的大家隐士，这些大家隐士也为三味书院带来了一往无前的声望。
软件方面，三味书院的教育，我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后世大学城的管理模式，这些后世大学城的管理模式对于这个时代来说，无疑是超前的，学生在宽松而又严谨的学习氛围中，自然是水到渠成。
不过益州不像荆州，其一，益州之地并没有向荆州那么多的大家隐士，其二，益州的教育水平比起荆州来，实在是有些低了，而且益州这个地方贫富差距很大，贫苦人家甚至只能靠政府的救济才能养活，其三，益州的交通比起荆州来实在是差得远了。
这第三条也是我最感到头痛的，要致富先修路，益州这个地方既没有水路运输，公路运输也不是特别发达，这就直接导致了这里的百姓出行困难，而且益州多山，这些山也成了公路建设的最大的障碍。
益州百姓想要来成都求学，必须走很多山路才能到达，这在无形之间形成了一道障碍，而且这道求学障碍并不是现在的科技和技术所能够解决的，每当看着益州孩子们渴望学子的眼神，我的心里总是有一股无奈。
成都的学院是一定要办起来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么，其实在我心中已经有了几个学院教师的人选。
其中我最看好的就是廖立，这个廖立是武陵郡临沅人，在我兼任荆州牧的时候，征召他为从事，在他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因为政绩被我提拔为长沙太守。这个廖立才学甚高，当时孙权派人与诸葛亮建立友好同盟关系，孙权问诸葛亮蜀中人士中有谁能和他相提并论，共同治理政事的。
孔明毫不犹豫的说道：“庞统，廖立都是可以益蜀之地的优秀人才，是能够辅佐郡主建功立业的人。”在孔明心里，廖立是可以和凤雏相提并论的人物，虽然我对廖立的才能也是看在眼里，不过廖立这个人心高气傲，一直以来认为自己的才学不在孔明之下，这在正史中也为他被流放到汶山郡埋下了伏笔。
另外一个人选是李严，他是南阳人，年轻的时候担任过郡中的低级官吏，速以才干著称，荆州刘表让他担任县令任职历练，曹操兵不血刃打下荆州后，李严奔入蜀地，刘璋任命他为成都县令，在蜀地百姓之中，李严向来有能干的名气。
还有一个人是张裔，是成都本地人，在学术上的名气很大，专功《公羊春秋》，并博览《史记》，《汉书》，在刘璋开城投降的时候，正是张裔和简雍劝刘璋投降，我们才能兵不血刃的拿下成都。
其他的人选还有费诗，向氏兄弟，杜微，周群，许慈，孟光等等，这些人和前面三个人比起来，在名气上就差的远了，我看着积案上这几个人的名字，陷入了沉思之中。
学院的校长，在现在这个年代里，讲究的就是个名人效益，当然这个名人自然是要学术上有成就者任之，这几个人是目前为止符合我学院校长心目中的人选，但有些人的才干对于当个一校之长来说，实在是有些太屈才了，而符合的人选则名气不够，吸引不到生源，这两个矛盾的冲突也让我一时间难以抉择。
现在的我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这样才能让成都的百姓生活变得更好些，至少要和荆州百姓差不多，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取舍哪个对我来说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重生之三国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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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本意并不是向益州王家所说的那样吞并他们的财产，相反我提出的官府盐矿承包制其实是一支橄榄枝，这个承包制最终利益的四六分成也体现出了我的诚意。
曾几何时一位经济领域的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永远的联盟，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我现在所做的，就是用利益把这些益州粮商一起捆绑在我的战车上，让未来的蜀国能够越走越远。
虽然还有很多益州粮商对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还是抱着小心谨慎的状态，不过一些有实力的粮商已经开始了和官府的接触，益州郑家和金家在杨村酒家的时候，就已经当众拍板，用实际行动加入到了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中。
他们也是最早加入到这个制度的益州粮商，糜家在陈家大院里，游说其他的益州商贾，这个效果虽然不是怎么好，不过陈家和王家已经表示资金入股，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早已经计算在内了，毕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
益州多山盐，而且这些山盐很多属于裸露在外的山盐矿，采盐古就有之，很多益州百姓其实就是靠贩卖私盐养家糊口的。
在古代盐是十分重要的.清朝以前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是铁,而盐和铁是处于同等地位的.盐与铁始终是古代中国政府实施专卖的。
中国封建社会政府为打击富商大贾，增加财政收入而实行的对盐和铁的垄断经营政策。起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
秦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当时的山海之产主要是盐、铁，官府垄断经营，寓税于价，使人民避免不了征税，又感觉不到征税。汉初开放民营，使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
汉武帝迫于财政压力和对商人“不住公家之急”的反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分设盐官和铁官进行管理。
盐专卖采取在官府的监督下由盐民生产，官府定价收购，并由官府运输和销售。铁专卖采取官府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环节。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
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本末倒置，重新走了汉武帝的老路，不过那个时候的汉武帝把开采盐矿的所有权力都交给了汉时的商人，才让这些商人逐渐的坐大，为了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我借用了后世的股份承包制的框架。
这些益州粮商因为山高皇帝远，为虎作伥贯了，又加上刘璋昏庸无能，这个贩卖私盐在这里，早已经是形同虚设，不过在我上台以后，雷厉风行，处理掉了这些益州粮商中闹的最凶的几个，这才把益州粮商的气焰压下去。
我不仅在短时间内借助军队的力量以朝廷的名义收回了各地被粮商们霸占的盐矿，更是借助自己益州牧的权力以及糜家和荆州商人和汝阳商人的经济与这些益州粮商们大干了一场。
前几天的杨村酒家的宴请会，自然是这些益州粮商们的谢罪状，没有了官府的保护，这些益州粮商在同行的竞争面前，占不了一点的便宜，甚至被荆州粮商和汝阳商人联起手来反打一耙。
萝卜加棍棒的政策也是我们打击益州商人嚣张气焰的砝码，在打击过后，我就抛出了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商人唯利，虽然古代的商人不像后世商人那样奸诈狡猾，但古时候的商人对于利益的渴望，有着我们现代人想象不到的疯狂。
现在我把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推向了这些商人，一方面也是为了蜀国的经济基础着想，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平息益州粮商对于我的强势态度的不满，只不过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竟然只有四家捧场，这点是让我始料不及的。
万事开头难，我对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可是抱有十二万分的信心，这六四分成的利润其实是有很多水分的，加入的粮商越多，这利润所得的比例也就越少，其实这官府盐矿承包制不过是一个烟雾弹而已，我的真正目的，就是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积攒更多的战争资本，让这些商贾们心甘情愿的为战争买单。
战争说白了就是打钱，谁的资本厚，谁就可以展开先手，对于向我这样的老革（老军阀）来说，没有资金的战争可是非常痛苦的，我可不想出现昔日曹操分士兵口粮，之后借刀杀人的情况。
在处理完益州官府与粮商矛盾之后，第二件刘璋时期堆积下来的困难摆在了我的面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益州地处偏僻地区，教育的水平比起中原荆州这些地方来说是非常落后的。
据益州官府的官方统计，益州人口中有将近70%的低教育水平人群，50%的人口达到了目不识丁的地步，这对于中原或者荆州这些三国时期的发达城市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这个困难也是现在我处理完益州粮商与益州官府之间的矛盾之后，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我打算借鉴三味书院成功的案例，在益州也开办个类似于三味书院的学院，三味书院为什么会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硬件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软件设施。
硬件方面，三味书院的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甚至比起那些公立学院来说，这个师资力量也是不可小看的，可以说三位书院的老师囊括了在荆州的大家隐士，这些大家隐士也为三味书院带来了一往无前的声望。
软件方面，三味书院的教育，我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后世大学城的管理模式，这些后世大学城的管理模式对于这个时代来说，无疑是超前的，学生在宽松而又严谨的学习氛围中，自然是水到渠成。
不过益州不像荆州，其一，益州之地并没有向荆州那么多的大家隐士，其二，益州的教育水平比起荆州来，实在是有些低了，而且益州这个地方贫富差距很大，贫苦人家甚至只能靠政府的救济才能养活，其三，益州的交通比起荆州来实在是差得远了。
这第三条也是我最感到头痛的，要致富先修路，益州这个地方既没有水路运输，公路运输也不是特别发达，这就直接导致了这里的百姓出行困难，而且益州多山，这些山也成了公路建设的最大的障碍。
益州百姓想要来成都求学，必须走很多山路才能到达，这在无形之间形成了一道障碍，而且这道求学障碍并不是现在的科技和技术所能够解决的，每当看着益州孩子们渴望学子的眼神，我的心里总是有一股无奈。
成都的学院是一定要办起来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么，其实在我心中已经有了几个学院教师的人选。
其中我最看好的就是廖立，这个廖立是武陵郡临沅人，在我兼任荆州牧的时候，征召他为从事，在他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因为政绩被我提拔为长沙太守。这个廖立才学甚高，当时孙权派人与诸葛亮建立友好同盟关系，孙权问诸葛亮蜀中人士中有谁能和他相提并论，共同治理政事的。
孔明毫不犹豫的说道：“庞统，廖立都是可以益蜀之地的优秀人才，是能够辅佐郡主建功立业的人。”在孔明心里，廖立是可以和凤雏相提并论的人物，虽然我对廖立的才能也是看在眼里，不过廖立这个人心高气傲，一直以来认为自己的才学不在孔明之下，这在正史中也为他被流放到汶山郡埋下了伏笔。
另外一个人选是李严，他是南阳人，年轻的时候担任过郡中的低级官吏，速以才干著称，荆州刘表让他担任县令任职历练，曹操兵不血刃打下荆州后，李严奔入蜀地，刘璋任命他为成都县令，在蜀地百姓之中，李严向来有能干的名气。
还有一个人是张裔，是成都本地人，在学术上的名气很大，专功《公羊春秋》，并博览《史记》，《汉书》，在刘璋开城投降的时候，正是张裔和简雍劝刘璋投降，我们才能兵不血刃的拿下成都。
其他的人选还有费诗，向氏兄弟，杜微，周群，许慈，孟光等等，这些人和前面三个人比起来，在名气上就差的远了，我看着积案上这几个人的名字，陷入了沉思之中。
学院的校长，在现在这个年代里，讲究的就是个名人效益，当然这个名人自然是要学术上有成就者任之，这几个人是目前为止符合我学院校长心目中的人选，但有些人的才干对于当个一校之长来说，实在是有些太屈才了，而符合的人选则名气不够，吸引不到生源，这两个矛盾的冲突也让我一时间难以抉择。
现在的我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这样才能让成都的百姓生活变得更好些，至少要和荆州百姓差不多，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取舍哪个对我来说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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